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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蜀汉的损失远大于想象,为何仍能生存下去

三国 ]  时间:2019-06-15  

吴蜀夷陵之战,以往一般认为双方都只有四五万兵力,不算特别大的战争,但实际参战人数应该比这多得多,是双方倾尽国力的一场总体战。而总体战中大败亏输的刘备,在战后承认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了蜀汉灭亡。

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在位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三年,(章武元年五月至章武三年四月),基本是以伐吴为始,以白帝善后托孤而终。

其中伐吴被称为“夷陵之战”,是一场极有可能改变中原三分鼎立格局的重大会战,而托孤诸葛武侯更是尽人皆知,对顾命大臣的择选牵动着蜀汉政权未来的命运,后人此二事见解甚多,但仍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吴蜀军队远多于一般认知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为给关羽复仇,也为复夺荆州,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在盛怒之下伐吴。

演义中的七十万大军自然是艺术虚构,伐吴的蜀汉军队兵力几何,当时已经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在给魏廷的疏表中提到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资治通鉴》中亦载“进兵秭归,兵四万余”。有着“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民国学者黎东方认可这一数据,写进他所著的《细说三国》中,并对刘备出兵之少感到不解。

盛怒之下仅出兵四万确实难以理解,其实更禁不起推敲。孙权是上这份疏表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春正月,这是有确切记载的1,转换成蜀汉方面的时间年号就是章武二年。

章武二年的春正月,距刘备盛怒出兵时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蜀汉军队在三峡地区进展顺利:都督冯习、先锋张南率步军击破吴将李异、刘阿,攻克边境建平郡的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北),而后又推进数百里,收复要地秭归(今湖北秭归),至章武二年春正月孙权上疏时,刘备已经亲自在秭归驻扎2;水军则在将领吴班、陈式统领下登陆上岸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换言之,孙权疏表中的“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只是交战半年后在秭归地区的数量兵力,而并非是总兵力。从常识上来说,刘备仅凭四万余人便欲伐吴,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刘备到底集结了多少士卒,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作注时援引《傅子》一书,里面收录了吴军最终的歼敌数量:

(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

“备仅以身免”,也就是说,伐吴的蜀汉军队共计八万余人。

蜀汉建国前的这几年连遭厄运:关羽麾下荆州军的全军覆没;陆逊夺占三峡各要地时的“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孟达又以汉中东三郡出降曹魏,几场重创下来,蜀汉方面恐怕先赔进去了一个八万余人,加之南中地区的豪强雍闿蠢蠢欲动,不可能为伐吴提供兵力。

最后被歼灭的八万余人,加之被隔绝退路投降曹魏的黄权军、集结完毕但留守边境为援的赵云军,刘备伐吴动员兵力当在十万人上下,这也几乎是当时蜀汉能集结的全部兵力。

孙吴方面的兵力,在陆逊的本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孙权命其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

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举十万之众攻打合肥,可以判断,陆逊的五万人只是先头部队,一旦陆逊失利,孙权势必会有后援。够调拨五万人给予陆逊,也可看出孙权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已超过早年的赤壁之战。

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蜀汉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开战初期的半年内,蜀汉军利用这种优势推进至秭归。但随着不断深入三峡地区与吴军统帅陆逊的战略性后退,这种优势逐渐被抵消掉了。章武二年正月,陆逊一度发动反击,其部将宋谦等人“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4,获得了一次绝佳的胜利。

相反,远征半年后的蜀汉军呈现疲态:当年二月,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亲自率军继续推进至夷道猇亭(今湖北宜都以北的长江北岸),先锋张南虽将孙权之侄孙桓困于夷道城(今湖北枝城),却无力攻破;南方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以西)五溪地区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叛吴请求援军,刘备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另辟战场,仅仅派侍中马良前去招安,给予名分、授予印绶。加之刘备在推进的过程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5,连营前后长达到七百余里,这又消耗了大量兵力。

所以到了战事后期,即猇亭对峙阶段,两军兵力并无太大差距,甚至蜀汉军队反逊一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刘备要令水军舍舟登陆屯于夷陵的原因,盖因兵力捉襟见肘之故。

除兵力外,双方统军将领亦有极大的差距。

吴军战将中,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久经战阵;鲜于丹是吕蒙旧将;孙桓是孙权之侄、亦是吴宗室子弟中的后起之秀;韩当早年追随孙坚,更属孙吴三世宿将,这些将领常年与魏人交手,有着丰富的作战和统军经验。

而蜀汉一方的统军将领,除了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水军统帅吴班与陈式外,有据可查的还有辅匡、赵融、廖化、傅肜、向宠等人。与吴将相比,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此前非但没有卓著的战功,甚至其人更属默默无闻。

伐吴之时,虽然关、张、黄已亡故,魏延镇守汉中,但骁勇的马超、赵云尚存,具有丰富统兵经验的蜀地将领李严、吴懿犹在,刘备却以上述诸人为将,其实是看重他们的出身。

这些人中,赵融史无记载姑且不论外,廖化是关羽旧将,荆州襄阳人;向宠,荆州襄阳人;辅匡,荆州襄阳人;傅彤,荆州义阳人;都督冯习,荆州南郡人;先锋张南,自荆州随刘备入蜀。孙权背盟袭取荆州,这些荆州本地将领必然同仇敌忾,意欲立功报效,故而出兵伐吴也是必然的政治选择,无法更改。

当初攻汉中时,刘备另遣马超进入侧翼武都地区,武都氐人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万余人迅速叛魏响应马超。同理,在伐吴成为必然的条件下,用荆州将领收复荆州,其发挥的战斗力、影响力绝非马超、李严等外来战将可以比拟,武陵的沙摩柯叛吴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但荆州将领空有杀敌之志,统兵经验欠缺,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也确是蜀汉军队的软肋。

不过戏剧性的是,孙吴诸将虽然经验丰富、资历深远,但因而蔑视统帅陆逊、不听调遣。孙权之侄孙桓在夷道被蜀军先锋张南反被击败,只得退守孤城,而陆逊却以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6为由拒绝救援,苦盼救兵无果的孙桓心生怨恨。

另外,在陆逊后方的荆州,除了武陵郡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外,零陵、桂阳二郡同样出现了蛮夷叛吴之事。为防止事态扩大,孙权急调两广一带的交州刺史步骘率万人北上平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中提到,即使是刘备惨败之后,零陵、桂阳二郡的蛮夷尚且仍有能力“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何况双方相持之时,蛮夷的叛乱也是吴军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

所以综合双方的优劣来看,此时蜀汉军兵锋已钝,吴军更是后方不稳不宜久拖。一旦战况迁延日久,吴军指挥层的内部矛盾及荆州各地的蛮夷叛乱等问题将逐渐放大,最终孰胜孰负,尚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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