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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酷吏盘剥百姓:加派的乱收费是正税的三四倍

清朝 ]  时间:2016-08-30  

古人提到“权力“时,常常用“柄“、“赏罚二柄“、“威福“等词代称。我们细心一想,应该佩服前人的命名之妙。柄,即利器之柯,换言之,掌权即相当于手握利器,放权则无异于太阿倒持;“赏罚“、“威福“宽泛点理解,则是造福与加害的意思。古人的说法,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权力的本质——权力就是利器,就是造福与加害的能力。“赏罚“与“威福“在语境上又稍有不同,“赏罚“往往指君王与官僚的正式权力,讲究“赏罚我无私“;“威福“则常作“擅威福“,有恃势弄权之意,是一种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

我曾用“权力值“一词来评估权力收益,那么权力值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古人的命名给了我启示:权力值通常与柄权者的造福与加害能力成正比,造福与加害能力越强,权力收益就越大。我将这概括为“食权者“的分肥原理。所谓“食权者“,指那些挥舞着权力这柄利器、剔食民脂民膏的官僚集团与隐权力集团。而他们凭恃的造福与加害权,既包括合法的“赏罚“,也包括擅自窃取、篡夺的“擅威福”。

清朝酷吏盘剥百姓:加派的乱收费是正税的三四倍

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权力分肥原理的场域莫过于帝国的漕运码头,因为收漕的油水最肥,最容易将权力兑换成哗啦啦响的真金白银。清人说,每到征漕之时,“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瞧!各类张牙舞爪的“食权者“都出动了,争食“漕规“这块大肥肉。

我们的分析也从一起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闹漕“事件讲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湖北省崇阳县的生员钟人杰(人称钟九),为反抗官吏浮收漕粮、勒索粮户,率领众户攻入县城,并杀了知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下旨派兵镇压,钟人杰等组织头目被抓获,并遭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陈瑞兆的落魄文人撰写了一首长达万字的七言山歌《钟九闹漕》,记述这一事件,使得“钟九闹漕“的事迹在湖北民间广为传播。

道光年间是闹漕群体性事件频仍暴发的时段,南北漕运省份都有粮户集体闹漕抗粮。这里略举数例: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县有监生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山东潍县乡民在纳粮时与县衙吏役争哄;二十三年,江西安仁县也有“棍徒“聚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县的“痞棍“纠合千人之众,“哄堂塞署,挟制减粮”。这些闹漕的组织者,既有普通乡民,也有所谓的“棍徒“,还有地方士绅集团的成员。

闹漕的导火索几乎都是官吏浮收过重、勒折过甚。清代的漕粮,除了正米,还要加征各种“漕项“,什么“随正耗米“、“运军行月钱粮“、“水脚银“、“轻赉银“,等等,这是法定的附加税。但在正附税额之外,还有各种税外费,即所谓“漕规”。比如州县长官会擅自提高附加税的税率,或者加派各种名目的规费。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税额竟要征银四五两,而按道光年间的粮价,一石米大约值二两银,相当于粮户交三石米的价钱,只够纳完一石米的漕额。于是“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两银)之巨资”。抢劫银行,来钱都没有这么快速。

此外,具体负责催粮、收粮的胥吏差役,也会巧立名目索取规费、耍尽手段克扣钱粮,敛钱名目有“加米色钱“、“免筛钱“、“开廒钱“、“倒箩钱“、“加箩钱“等,敛粮手段则有“踢斛“、“淋尖“、“验样米“、“私置大升大斗“等。粮户稍有不从,即当“抗粮“处置,抓入看守所“躲猫猫“,甚至其亲属、邻居都会被当成人质关起来,不交钱就不放人。

官吏为刀俎,粮户为鱼肉,刀俎掌握着对鱼肉的加害权,所以通常情况下,粮户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假如有人登高一呼,立时从者如云,不谋而集。于是一宗闹漕案就发生了。

我们来看看崇阳县的浮收勒折情况。长诗《钟九闹漕》这样形容:“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官吏压乡民的手段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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