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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载沣在知道袁世凯是皇室敌人后为何还要用他?

清朝 ]  时间:2016-06-18  

京城开始实行戒严,军警突击检查火车站、会馆、旅店以及各种公共场所,禁止戏园夜场和晚间电影,并通知各报纸,如刊登湖北的消息,不得捏造和传播谣言——各报纸可以不在报上登湖北的消息,但在报馆门口贴出类似大字报之类披露武昌情形的“揭示牌”,官方不能说是违法的,于是“围聚而观者,日辄不绝”。了解了武昌的事变后,人们转身奔向银行,带头挤兑的当然是那些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纷纷将存款转入外国银行,对外国银行提出的不计利息的苛求一并接受,而且开始把家眷往外国租界里迁移,一时间租界里的旅馆租金大幅猛涨。更有甚者,一些满族大员以保卫满人为借口,调集数千旗兵进入京城,扬言要杀尽汉人,一时间人心更乱。那些原籍南方的中小京官认为,很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老家了,不如趁现在赶紧走,于是“北京东车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积如山,儿啼母唤,失物寻人,纷乱不堪。京奉铁路慢车停开,快车只卖二等票;京汉铁路只卖到黄河北岸,而且开车钟点也没有一定”。

摄政王载沣在知道袁世凯是皇室敌人后为何还要用他?

接下来,载沣最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南下部队各级军官消极怠工,违抗命令的事时有发生,部队行进速度极其缓慢,以致到了河南境内竟然走不动了——南下部队大多是北洋新军,荫昌以留学生资历跻身军中显贵,北洋军官兵没人看得起他。

迫于危急的形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终于提出了那个他们早就一致认为的合适领军人选——袁世凯。

这一提议令载沣震惊。

摄政王震惊的原因是:明知袁世凯是皇室的仇人,好容易将他从权力中枢赶走,庆亲王奕劻的这个主张,无异于对载沣乃至皇权的极大蔑视。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故交,附和庆亲王可以理解,那桐怎么也与庆亲王一唱一和?

“内庭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

不同意罢了,哭什么?

载沣的伤心来自这样一个现状:就目前形势而言,除了袁世凯,还有谁能够指挥北洋新军?关键时刻,不但连庆亲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靠不住,而且没有一个皇亲国戚能够血气方刚地站出来为大清王朝力挽狂澜!

此刻,在河南彰德老家的袁世凯,表面悠闲,心里却忙得厉害。

太行山脚下的彰德,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袁世凯居住的洹上村有洹水流过,水面上架着一座小桥,袁世凯将此地题为“圭塘”。被免职归家后,他极力做出不问世事的样子,常与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并刻有《圭塘唱和集》。他甚至还如同演戏一般,穿上一件蓑衣,泛舟水面,扮作渔翁专注垂钓的样子,并特请照相师拍照——这幅被袁世凯题为《烟蓑雨笠一渔翁》的照片最终发表在报纸上。但是,没人相信袁世凯甘愿过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这张钓鱼照恰恰暗喻着他正耐心地等待着时机。袁世凯的庄园绝不是个休养的僻静之所,他的儿子袁克定在农工商部挂了个右参议的官衔,实际上就是袁世凯在北京的“联络处主任”,这条伸向京城的触角甚至延伸到各国公使馆,其中联络最紧密的当属英国公使朱尔典。袁世凯的庄园中隐藏着一个电报房——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私人电台——从中枢大吏到各省督抚,电报来往之频繁令袁世凯每天不得不花费几个小时“处理公务”。来到袁氏庄园的亲朋幕僚更是络绎不绝,当然,来访最密的还是北洋系的党羽和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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