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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孙殿英是“东陵盗案”的最大嫌疑人?有何证据?

清朝 ]  时间:2017-01-09  

东陵盗案沉寂了一段时间后,1928年8月4日,在驶往青岛的一艘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标志。经过一番审讯,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承认参与了东陵盗墓,从而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孙殿英,当时的报纸记载了张歧厚的自供“今年五月(公里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再跟着队伍打仗去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这是第一份直接指证孙殿英为盗墓嫌疑人的重要证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什么说孙殿英是“东陵盗案”的最大嫌疑人?有何证据?

南京的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东陵盗墓案真相一时大有水落石出之势。对此,不仅清皇室,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早日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交代。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备受关注的案件,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见下文。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1年后才开始预审,并且一直未对外公开,而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旬宣布了预审终结,结论是: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个叫张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孙殿英,但法庭似乎并没有仅据口供而采信,因为,结论中的遵化驻军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模糊不清,含糊其辞。按照程序,高等军法会将预审判决草案的全部卷宗,呈交南京国民政府静候最高当局的复核、审判和执行。然而,案卷上报后,大半年过去了却再也没有了下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时无论是阎锡山还是蒋介石,都是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双方的军事大较量即将展开,而孙殿英手握一部分兵权是双方都力争拉拢的对象,因此,谁也不愿意得罪孙殿英。

1930年4月,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阀大混战爆发了,孙殿英投靠冯玉祥和阎锡山集团后,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内,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获得释放,这个东陵要犯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言,其后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1949年后,曾在孙殿英身边任参谋长的文强回忆,孙殿英曾经以炫耀的口吻向他谈起东陵盗案的事情,“乾隆帝墓中陪葬的珍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帝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戴笠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帝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的记不清了。翡翠西瓜托戴笠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戴笠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戴笠的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这段记载也许回答了清东陵盗墓案最终风平浪静的又一原因和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更成为今天人们判断孙殿英是盗陵主谋的引用最广的证据。除此之外,有关学者还从民国时期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一份档案中曾提到,在乾隆帝裕陵地宫内发现一个军用铁尖锄,还有带着黄色炸药痕迹的墙砖碎块。另一份档案记载案发后,当地老百姓曾经看见士兵到集市上许多人裤脚沾满白灰,这个奇怪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认为由于东陵地宫为三合土垒成,地宫渗水、地上积满白灰浆,这正好表明了第十二军盗墓是实。再说定陵和裕陵规模宏大,坚固无比,如没有主使组织大量人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

东陵盗案至今已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要想完全考证清楚,恐怕很难。虽然我们已无法了解这起盗案幕后发生过怎样的事情,但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学者们认为尽管不能怀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武断谁是真正的东陵大盗,但孙殿英无疑仍是最大的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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