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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晚清时期的官场上隐权力:清官也难拒“腐败”

清朝 ]  时间:2016-12-27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道光元年( 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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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九年( 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 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 相当于财政厅长 )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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