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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难渡深水区:清朝全面改革如何走入泥潭

清朝 ]  时间:2017-01-19  

康熙要维持官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头”就只好留给下一任领导核心雍正来处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大清王朝迎来了更为腐败、更为贪婪、当然也更为危险的新时代。

1712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离大清国定都北京已经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语——“胡人自古无百年运”,应该越来越强烈地萦绕在康熙的心头。此前那个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仅仅生存了97年。留给大清国突破历史宿命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势并不乐观。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机重重: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泛滥,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也成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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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清晨,康熙召开了一次由大学士和六部九卿参加的中央全会。

康熙明确宣布“永不加赋”,即以“现今”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好时光。但是,盛世之下的隐忧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数”,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赋”的时候,也只有区区2034万。大量的人口,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选择了成为“黑人”,没有申报户口。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黑人”却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开荒——开荒就意味着要与繁杂的苛捐杂税对接。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户”农民成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团,却同时享受着土地兼并和“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并且因为其自身家庭人数稀少,而承担着与其资产规模并不相称的较低税赋,并因此而拉低了整体的财政收入。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个巨大的风险。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家底的康熙,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自此,“永不加赋”这场减轻农民负担的大运动,掀开了序幕。

与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扬不同的是,“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问题。“永不加赋”的定额税,要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造成了操作层面的巨大成本和变数,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

摊丁入亩

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康熙延宕下来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硬骨头”。

康熙皇帝却还是有相当顾虑。

毕竟,这样的改革,动的是地主们的奶酪,他们田多丁少,本来承担的丁税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摊丁入亩”,一方面他们的税赋比重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等于他们将用货币化的方式承担国家的徭役。要动这块奶酪,当然要慎而又慎。

康熙55年,康熙低调同意了广东的试点要求,“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随后又加上了四川,“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

两省的试点相当成功,“公私称便”,但直到康熙驾崩,“摊丁入亩”还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下一任的领导核心雍正皇帝。

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康熙延宕下来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硬骨头”,甚至时不我待的“急难险重”。

登基之初(雍正元年,1723年),对于是否推行及何时推行“摊丁入亩”,雍正皇帝依然相当犹豫。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在天子脚下先行推行,雍正的答复是:“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雍正朝实录》)

但是,他还是将奏折下发户部,要求户部拿出意见。户部经讨论后,赞同直隶的想法,建议中央“应如所请”。

自此,直隶确定自次年(1724年)起开始推行“摊丁入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隶做出表率后,各省纷纷仿效,至雍正十三年,直隶、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13个行省基本上实行了“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为基数确定的全国人丁数(2460万)和全国丁银数(335万余两),都固定下来,基本被摊入了各地的田赋中,“地丁合一”,一体“输纳征解”。

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的“摊丁入亩”,“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他们因此摆脱了徭役。流民终于大幅度地减少,一种大维稳的格局逐渐实现。

人口的迅猛增长,是这种维稳格局的第一产物。

还有一个阶层在无意当中成为受益者——那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这个富而不贵的阶层,之前也必须承担徭役,而如今因为没有田产,正变得一身轻。这当然是一种新的不平衡,不过在大维稳的格局下,实在无关大局。

农村的缙绅大户,则成了这一改革的成本承担者。“摊丁入亩”打破了此前赋税负担的阶级界限,“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而之前,缙绅及有秀才、举人等功名的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徭役或缴纳丁税。而改革之后,“干部”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只是豁免地丁以外的其他杂差,而他们缴纳的新地租中,包含了此前他们无需负担的丁银,这等于是他们用货币方式开始承担徭役。

“摊丁入亩”简化了税则,更为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之前因恐惧于赋税而隐匿的人口,日渐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税收只与土地挂钩,与人口无关,此前征收难度相当大的丁税,被捆绑进了不可移动和隐匿的土地税,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征收效率,各地财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额”情况。

“摊丁入亩”后,政府不能再下民间摊派徭役,转而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推行“雇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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