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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曹丕、曹植,对建安时代的文学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汉朝 ]  时间:2016-09-22  

建安诗人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为壮美的乐章。他们开创了缘情而发、直抒胸臆、再现现实、体现个性的优秀文学传统,为后代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唐代诗歌能够发展到鼎盛,便直接得益于建安精神。“建安风骨”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一家人父子或兄弟数人都成为著名文学家的现象,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班固班昭,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明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等。曹操、曹丕、曹植就同是汉魏时期的大文学家。这父子三人,对建安时代的文学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文坛盛事乱世出文风典范载史册

“建安”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却不只限于这25年,它大致包括了汉末、魏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之乱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使统一的帝国陷入了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生民者不可胜数”的惨酷景象。

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思潮的裂变。建安时代的诗人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剧,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对社会动乱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拋弃了两汉大赋那种辞釆糜丽、讽一劝百的浮泛文风,冲破儒家“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缘情”的文学主张。他们以质朴刚健、清新自然的语言、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现实,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精神,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后人称这种文风为“建安风骨”。

最先开一代风气的是曹操。他酷爱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富有创新精神,创作时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的约束,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下笔无所顾忌。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首先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诗作多数和他的政治生活密切关联,常常用诗歌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抒写政治理想和抱负,即使是那些咏史写景之作也无不体现出他雄伟的理想和壮阔的胸襟,格调苍凉悲壮,代表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在曹操流传下来的二十几篇诗作中,思想价值最高的是《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记述时事的诗篇。

《蒿里行》是曹操借乐府旧题来反映现实的佳作,全诗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过程,表达出对军阀们拥兵自重、争权夺利乃至乘乱割据、称王称帝等丑行的憎恶和鄙视,结尾直抒胸臆,写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铠甲生虮虱,万鮏以死亡。白骨盈原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寄托了诗人沉痛的感情和对战乱的制造者的强烈谴责。明代钟惺在《古诗归》中赞誉曹操的这类诗是“汉末实录,真史诗也”。

最能体现曹操诗歌悲凉特色的是那些抒写抱负、表现雄心壮志的诗篇。《短歌行》是赤壁之战前的作品,一开头就用悲凉的情调,唱出生命易尽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感慨,不是对人生无常的哀怨,而是对事业未成、任重道远而又人生苦短的悲叹。所以他才“忧思难忘”,希望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样,有更多的贤才来辅助他完成大业。

《步出夏门行》是曹操53岁时北征乌恒途中写成的,由《东临碣石》等四首诗组成。其中第四首《龟虽寿》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诗中阐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生命的长短并不完全决定于自然,人的主观努力也起着重要作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反映了诗人老当益壮的英雄襟怀,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曹操不仅在创作上为建安风骨首开风气,他的“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政策也团结了大批儒士。他四次颁布招贤令,不遗余力地罗致人才。他曾努力帮助文姬(蔡炎)归汉;陈琳原在袁绍手下,他起草的讨曹檄文把曹操祖宗三代骂了个遍,把曹操气得连头疼也感觉不到了,官渡之战后,曹操不仅没杀他,还任用他做记室,这些都反映了曹操爱惜人才、看重文士的思想。因此,大批著名文人,如大家熟知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场、刘祯等都云集邺下。曹丕、曹植对建安文人更是象好朋友一样相处,“行则同舆,止则同席”。这无疑提高了文人的地位,鼓舞了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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